第五，弱勢美元是前期升值過度的回調，一定程度的貶值并非不可接受。在筆者看來，早前美元強勢走高，此時一定程度的貶值亦是對前期對一籃子貨幣升值過多，糾正貨幣高估的舉措。根據(jù)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的平價購買力指數(shù)顯示，截止2015年12月，美元對歐元，在德國被高估了10%，在西班牙被高估22%，在希臘被高估33%，對日元高估了8%。

結合當前情勢來看，歐洲國家對于“新廣場協(xié)定”的呼聲較高，根據(jù)歐盟草案，歐盟呼吁在2月26-27日將于上海舉行的G20會議上，全球各大國財長和央行行長都應承諾加緊努力，以提振全球經(jīng)濟增長。

而從日本情況來看，美聯(lián)儲加息后，日本還實行了負利率，但日本股市隨后遭遇重創(chuàng)，日元強勢升值，承擔了一定程度的避險貨幣功能，說明全球金融風險已然加大。一個穩(wěn)定的全球金融市場也符合日本的利益。而動蕩之下，風險偏好必然上升，日元反而會更加堅挺。

總之，雖然相比于1985年廣場協(xié)議簽訂之時，日本、德國有貨幣升值的需求，而此時歐日央行普遍采取寬松政策，很難找到強勢貨幣。但考慮到前期美元升值過多，年內日元兌美元100-110左右，歐元兌美元?1.2-1。3，也是可以預期的。

第六，弱勢美元利于人民幣匯率政策走出困境。歲末年初，人民幣出現(xiàn)的洶涌澎湃的看空潮，已使得人民幣匯率政策成為當前中國決策層面臨的最重要最緊急的抉擇。春節(jié)期間，周小川行長通過媒體專訪形式傳達了央行穩(wěn)定匯率的意圖，明確的表態(tài)之后，春節(jié)后交易日做空人民幣力量有所減弱。

周行長表態(tài)能否達到2012年歐債危機形勢嚴峻之時歐央行行長德拉吉力挽狂瀾，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穩(wěn)定歐元的類似效果?值得期待。可以想象，如果美元走弱情況能夠出現(xiàn)，無疑有助于降低人民幣貶值壓力，人民幣跟隨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貶值，外部環(huán)境會輕松很多。

第七，為國內改革爭取時間。毫無疑問，金融風險不確定性降低，恰恰是支持中國經(jīng)濟企穩(wěn)與落實新供給改革所必要的條件，并能保持人民幣加入SDR以來難得的國際地位提升成果。

更進一步，如當前中國不少高端消費品價格明顯高于國外，而低端消費與服務價格仍然便宜，這其中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國經(jīng)濟結構的扭曲，并非人民幣匯率高估較多，讓匯率更加接近均衡匯率，可以通過改革緩解結構性扭曲，而未必通過名義貶值達到目的。

例如，通過反腐的推動，有助于釋放高端商品與服務價格過高的泡沫;通過關稅、消費稅調整，加強國內商品質量監(jiān)管等有助于扭轉高端消費大部分流向海外的局面;另外，低端勞動力工資雖然上漲，但仍顯著低于美國，仍有提升空間，可以配合收入分配改革改善低端勞動力福利等等。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此時提及弱勢美元符合全球利益，不僅是美國自身所需，更對反擊做空人民幣有利。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有必要在引導美元走弱方面，發(fā)揮更多主動性。在筆者看來，如下策略值得考慮：

一方面，借G20東道主良機，積極引導國際輿論，促使美元走弱。今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市場動蕩顯示全球央行增加交流，協(xié)調出擊確有必要。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弱勢美元符合各方利益，中國如能借助順勢而為，借助接下來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fā)揮東道主優(yōu)勢，凝聚多方共識，引導美元貶值預期，不僅對于防范全球金融風險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增強中國在全球的金融事物中的話語權，一舉兩得。

另一方面，合理進行外匯資產(chǎn)配置，降低美元在儲備中的比重。中國作為經(jīng)濟總量第二的經(jīng)濟體，享有世界上最高的外匯儲備3.33萬億美元，且是持有美國國債1.25萬億美元，是最大外部持有人。考慮到前期美元大幅升值，人民幣匯率陷入困境，在中美大國博弈日益頻繁的大背景下，中國如能通過適度調整外匯儲備資產(chǎn)配置，減持部分美元資產(chǎn)，同時增持一些非美元資產(chǎn)，這樣一來能鎖定前期美元升值的盈利，二來能影響相對貨幣價格，作為強有力信號，影響市場行為，從而達到引導美元走弱，人民幣貶值壓力減輕的目的，三來也有助于減輕因人民幣貶值壓力過大抑或是干預對美元穩(wěn)定，造成的外匯儲備被動減少，成本過高的風險。

近日媒體報道，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警告了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持平可能反映了美國經(jīng)濟接近衰退或者面臨金融危機爆發(fā)的邊緣。筆者猜測，這是否代表了中國主導的弱勢美元的“新廣場協(xié)定”的努力已經(jīng)開始?(來源：瑞穗證券沈建光 )